日本人對戰爭以及戰爭責任的看法，是當初去日本想了解的主要主題之一。學術上的討論往往會搞到非常複雜。即使在學界，講到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時，學者還是得用比較隱晦的方式表達，否則會給自己惹上麻煩。但在我看來，事情其實沒有那麼難，只是要開口說真話，對日本人來說很難。
從日本人口中直接得到的意見不多。簡單來說，除了少數明顯左派的人以外，沒有人會爽快地承認昭和天皇必須負起責任。我曾經問一個歷史系的朋友這個問題，他說，當時天皇如果抵抗，可能會軍方殺害。まぁ，所以問過他以後我就知道，實在不值得抱失去一個朋友的風險去探求真相，因為他們即使心中有個肯定的答案也會想辦法美化，說服自己這不是事實。
昭和天皇是否參與戰爭的決定，答案很明顯是肯定的。從歷史來看，自從昭和上台(1926年)以後，日本試圖進一步侵略的動向就越來越明顯。有不少人說天皇是被動的，他在那個環境裡不得不參與其中。這個說法不能完全否定，確實，政治以及人性都有複雜面，但同時也必須探討的是，天皇的「本音」是不是也是如此。
從明治時代確立天皇有至高無上的統治權，到裕仁即位已經有3~40年的發展，以天皇為中心的政治運作模式在1920年代已經很成熟(雖然大正天皇因為身體不好沒辦法積極參與國政)，天皇的心意，絕對可以傳達給政治人物以及軍人，由這些人去完成，即使他沒有明確下達命令。
例如，從關東軍炸死張作霖的事件來說，當時陸軍就已經出現暴走的情況。首相田中義一原本希望查明事情，找出凶手，雖然陸軍方面不配合，但田中還是在元老西園寺公望的支持下，在1928年12月向天皇報告此事。另一方面,陸軍也在3個月後向天皇報告，並且說出犯行者，但希望不要將犯人定罪，以免傷害日本形象。裕仁於是接受了軍方的方案，而田中則被逼退。
裕仁在他的回憶錄裡寫到，他是因為年輕氣盛才會一怒之下要田中辭職，並寫到：「當我告訴田中義一：「你何不辭職？」那並非「否決權的行使」，而是忠告」。但任何熟悉日本做事模式的人，包括我們這些外人都知道，當有個日本主管跟屬下說「你何不辭職」，那等於是「你TMD我不想再看到你了！you are fired！」。
同樣的。南京事件(先不管叫不叫大屠殺)裡，裕仁從報導中一定也能察覺出陸軍有超過軍紀的行為，例如「百人斬競賽」就直接出現在日本國內的報紙，當軍隊出現這樣的活動，任何稍微敏感的人都知道軍紀已經敗壞到什麼程度了。但裕仁仍然沒有傳達任何懲處的意向。
裕仁也很清楚1941年偷襲珍珠港計劃。早在偷襲前的1~2個月，他就聽取了有關作戰計劃細節的報告。如果對戰爭沒興趣，裕仁其實不需要參與，只要被動消極地示意「可」就好了。但他還問了身邊的人「假如我們攻打暹羅，不需要有個名正言順的進攻理由嗎？此事的研究進展究竟如何？一旦(敵軍)戰機、潛艇由澳洲基地攔截攻打，我們是否有應對措施來確保石油和補給不致中斷？」
在戰爭期間，裕仁聽到日軍攻城略地時心情會特別愉快。但是到了戰後，裕仁變成了愛好和平的人，而且把責任都撇得乾乾淨淨。
例如在東京審判裡，東條英機打算扛下戰爭責任，他被認為是最服從天皇的軍人首相。但就在裕仁的側近、也是向裕仁推薦東條入閣的木戶幸一的律師問到：「你是否記得有任何一個例子，可以說木戶幸一違反天皇追求和平的希望，建議任何意見或做出任何動作？」時，東條不經地說出真話：「就我所知，從來沒有這種情況。不僅如此，沒有任何日本臣民，更用不著說是日本高級官員，會有違背天皇意旨的行為。」隨後裕仁的一位親信馬上傳話，要東條在之後出庭時更正此錯誤的發言。
前幾年有一本書「東條英機 天皇を守り通した男」，就是講這位忠臣怎麼用自己的生命保護天皇。
在1975年，裕仁訪問美國之際，戰爭責任問題又被提起。裕仁被記者問到有關開戰及終戰的決定時說：「是的，我本人決定終止戰爭。首相因為無法統合內閣的意見而來徵詢我的意見…但是在開戰時，內閣做出決定，我不能推翻它。我相信我的行動符合日本憲法規定。」但事實上在當時的明治憲法裡，對於天皇的行為並沒有任何相對應的規範。在另一次和記者的對話裡，被問到對戰爭責任有何看法時，裕仁臉色不好地說：「我沒辦法回答你的問題…不了解你字裡的微妙意思。」而就在這次的電視訪問後，日本共同通信社做了問卷調查，有百分之五十七的受訪者認為天皇應負戰爭責任。
日本人其實是知道天皇應該負戰爭責任的。但是礙於一簍框的社會規範，大部分的人都表現出相反的意見。但這些社會規範為什麼破除不了呢？
明治時代創造了天皇萬世一系的神話，把天皇當成「現人神」，所有日本人都是天皇的子民。後來，在右派人士的努力下，這些戰前的價值觀繼續延續下來，他們並不是真的尊崇天皇，但尊崇天皇對政治控制有相當好的作用。他們可以用「我們日本人就應該這樣」的理由，利用外在的制約把日本人對國家的思想盡可能繼續約束在戰前的狀況，而日本人長久以來也養成用別人的眼光來定義本身存在價值的習慣，所以對於這些被規定好的遊戲規則並不會去質疑。有些人偶而會抱怨「しょうがない。日本だから。」但是並不會認真的去抵抗。
戰後70年。表面上看起來日本人非常前衛進步，但心理層面有很大程度仍然跟很久很久以前沒有太大的差別。然後跟整個日本以外的世界的差距就越拉越大。
從明治時代確立天皇有至高無上的統治權，到裕仁即位已經有3~40年的發展，以天皇為中心的政治運作模式在1920年代已經很成熟(雖然大正天皇因為身體不好沒辦法積極參與國政)，天皇的心意，絕對可以傳達給政治人物以及軍人，由這些人去完成，即使他沒有明確下達命令。
例如，從關東軍炸死張作霖的事件來說，當時陸軍就已經出現暴走的情況。首相田中義一原本希望查明事情，找出凶手，雖然陸軍方面不配合，但田中還是在元老西園寺公望的支持下，在1928年12月向天皇報告此事。另一方面,陸軍也在3個月後向天皇報告，並且說出犯行者，但希望不要將犯人定罪，以免傷害日本形象。裕仁於是接受了軍方的方案，而田中則被逼退。
裕仁在他的回憶錄裡寫到，他是因為年輕氣盛才會一怒之下要田中辭職，並寫到：「當我告訴田中義一：「你何不辭職？」那並非「否決權的行使」，而是忠告」。但任何熟悉日本做事模式的人，包括我們這些外人都知道，當有個日本主管跟屬下說「你何不辭職」，那等於是「你TMD我不想再看到你了！you are fired！」。
同樣的。南京事件(先不管叫不叫大屠殺)裡，裕仁從報導中一定也能察覺出陸軍有超過軍紀的行為，例如「百人斬競賽」就直接出現在日本國內的報紙，當軍隊出現這樣的活動，任何稍微敏感的人都知道軍紀已經敗壞到什麼程度了。但裕仁仍然沒有傳達任何懲處的意向。
裕仁也很清楚1941年偷襲珍珠港計劃。早在偷襲前的1~2個月，他就聽取了有關作戰計劃細節的報告。如果對戰爭沒興趣，裕仁其實不需要參與，只要被動消極地示意「可」就好了。但他還問了身邊的人「假如我們攻打暹羅，不需要有個名正言順的進攻理由嗎？此事的研究進展究竟如何？一旦(敵軍)戰機、潛艇由澳洲基地攔截攻打，我們是否有應對措施來確保石油和補給不致中斷？」
在戰爭期間，裕仁聽到日軍攻城略地時心情會特別愉快。但是到了戰後，裕仁變成了愛好和平的人，而且把責任都撇得乾乾淨淨。
例如在東京審判裡，東條英機打算扛下戰爭責任，他被認為是最服從天皇的軍人首相。但就在裕仁的側近、也是向裕仁推薦東條入閣的木戶幸一的律師問到：「你是否記得有任何一個例子，可以說木戶幸一違反天皇追求和平的希望，建議任何意見或做出任何動作？」時，東條不經地說出真話：「就我所知，從來沒有這種情況。不僅如此，沒有任何日本臣民，更用不著說是日本高級官員，會有違背天皇意旨的行為。」隨後裕仁的一位親信馬上傳話，要東條在之後出庭時更正此錯誤的發言。
前幾年有一本書「東條英機 天皇を守り通した男」，就是講這位忠臣怎麼用自己的生命保護天皇。
在1975年，裕仁訪問美國之際，戰爭責任問題又被提起。裕仁被記者問到有關開戰及終戰的決定時說：「是的，我本人決定終止戰爭。首相因為無法統合內閣的意見而來徵詢我的意見…但是在開戰時，內閣做出決定，我不能推翻它。我相信我的行動符合日本憲法規定。」但事實上在當時的明治憲法裡，對於天皇的行為並沒有任何相對應的規範。在另一次和記者的對話裡，被問到對戰爭責任有何看法時，裕仁臉色不好地說：「我沒辦法回答你的問題…不了解你字裡的微妙意思。」而就在這次的電視訪問後，日本共同通信社做了問卷調查，有百分之五十七的受訪者認為天皇應負戰爭責任。
日本人其實是知道天皇應該負戰爭責任的。但是礙於一簍框的社會規範，大部分的人都表現出相反的意見。但這些社會規範為什麼破除不了呢？
明治時代創造了天皇萬世一系的神話，把天皇當成「現人神」，所有日本人都是天皇的子民。後來，在右派人士的努力下，這些戰前的價值觀繼續延續下來，他們並不是真的尊崇天皇，但尊崇天皇對政治控制有相當好的作用。他們可以用「我們日本人就應該這樣」的理由，利用外在的制約把日本人對國家的思想盡可能繼續約束在戰前的狀況，而日本人長久以來也養成用別人的眼光來定義本身存在價值的習慣，所以對於這些被規定好的遊戲規則並不會去質疑。有些人偶而會抱怨「しょうがない。日本だから。」但是並不會認真的去抵抗。
戰後70年。表面上看起來日本人非常前衛進步，但心理層面有很大程度仍然跟很久很久以前沒有太大的差別。然後跟整個日本以外的世界的差距就越拉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