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的諾貝爾獎主

        說因為心裡有憤怒所以拿到諾貝爾獎很奇怪。而且這種憤怒不是想打敗學術上壓榨你的人，而是怨恨公司，怨恨整個社會。

        日本是個很奇怪的國家。物質方面的文明已經是世界頂尖，但人的內心層次還停留在19世紀封建時代。員工進公司就是公司的財產，為公司獻出自己的一切被認為 是理所當然。在這樣的氣氛裡，上司對你有要求你不能說No，頂多很婉轉地把窒礙難辦的心意傳達給上司知道，如果上司裝傻你就只能拚命
做下去。公開質疑公司 的經營方針是不被允許的，除非有人問你才能婉轉地表達，但認真的抵抗會被視為叛徒，被視為不懂得感恩。

        60到90年代日本企業強了好一陣子，也讓日本人在世界上走路有風。但以我的觀察，這只能當成是二戰結束前的舊日本人轉變成二戰之後的新日本人之間，產生 了一些突變性格的偉大企業家，如松下幸之助、井深大、盛田昭夫等。他們都是在經歷過戰爭，吃過苦，最重要的是有極強大的愛國心，甚至是一股要壓倒美國的復 仇心態。除了原本就細心做事負責的民族性，也拜戰後嬰兒潮之賜有相當充足的勞動力，使日本企業能起飛。但是這種革命式的熱情退去，人口老化出現以後，封建 思想又再度浮現出來。

        我接觸到幾個印象很深刻的上班族的例子，其中最深刻的是一個是家教學生的父母，兩位都是在郵局上班。2000年初期郵政民營化後郵局要跟民營企業競爭宅 配，傳統郵件利潤低但又不能不做，管理階層的想法還停留在國營時代沒轉過來。家教學生的爸爸，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坐在地上像小孩子一樣，有點胖胖的身軀， 無精打采地在修理家中什麼壞掉的東西似的，我進門之後他沒有馬上把頭轉過來，在學生媽媽介紹之後才有氣無力地打了聲招呼。家教完一起吃飯的時間，他告訴我工作有多忙，一 個禮拜有幾天要上夜班到12點，講起公司的事滿臉沮喪，心灰意冷，明顯看出來他在公司裡做了很多哈腰鞠躬的事情，講到上司的事情一臉痛苦無助的表情。工作，已經把他壓得連當爸爸的威嚴都不見了。

        在台灣，即使工作上不愉快還是可以很容易找到人抱怨抒發情緒。但在日本，「捨我」是一種普遍的社會風氣，即使跟好朋友抱怨工作上遇到的困難，在個人沒有受 到充滿尊重的氣氛裡，抱怨的時候就像有個背後靈在盯著你一樣，很難真正得到抒發。做到捨我的人可以和公司融為一體，變成一個沒有主見但很好用的人。這種強 壓在人身上的社會風氣確實會誕生一些極了不起的人，例如前年得諾貝爾生醫獎的山中伸彌，不管做人做事都是社會的模範(快不快樂是另一回事)，但這畢竟是少 數中的少數。捨不掉自我的絕大多數的人，看到不公平奇怪的事情沒辦法乖乖聽話的人，就注定要默默地承受精神上的痛苦。

        中村很幸運找到他人生的出路。如果當年留在日本今年應該也會得獎，但是他絕對不會快樂。他會像是家教學生的父親拚命工作，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奉獻給公司。但沉重的精神壓力，可能已經讓他不知道怎麼享受得諾貝爾獎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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