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媒體真的很有趣。每當有個話題被炒起來的時候主流媒體都會一起討論，例如慰安婦問題、終戰幾週年紀念等，但實際上民眾對這些問題不管什麼時候都不太會去觸碰。很難相信這些媒體背後沒有受到政府的鼓吹或拿到什麼好處。
沒有民意基礎的話題，結果變成政治人物跟媒體自己在唱戲，老百姓還是過自己的生活。最近說日本經濟即將改善，股票也衝破2萬點，但真正受惠的只有少部分出口導向的公司，大部分的人只有受到物價上漲薪水卻沒有變動。「Suki家」最近把主力商品(中碗牛丼)從291元調到350元(還要再加稅)，相較之下丸龜烏龍麵因為麵是國產，最一般的麵價格始終維持在280元。但2年前我在大阪的時候「suki家」也只要280元。
安倍經濟學、安倍的新歷史詮釋，以及接下來可能要做的修憲，基本上都不是跟隨著民意的。安倍經濟學苦了一般家庭，也大幅增加國債；新的歷史詮釋一般日本人其實一點也不在意；修憲，也是在配合美國重返亞洲的旗幟，讓日本可以跟美國一起投入戰爭(以自衛之名)。安倍確實是個有使命感的政治人物，但是驅使他改革的力量是建立在他個人及自民黨的政治生命，並不是真的為日本長遠的將來在做考量。
媒體總把修憲直接當成是為了修改憲法第9條，也就是日本永久放棄戰爭的條文。支持修憲的媒體極力塑造出憲法第9條是在美方強迫下才加入的，但實際上並非如此。此外，阻礙日本進步的並不是第9條，而是自民黨長期以黨的利益為優先而阻礙了真正的民主化。
昨天(5月3日)每日新聞有2篇精彩的文章，可以幫我們找回真正應該關注的重點。獨協大學名舉教授古關彰一指出，現行憲法中有許多部分是日本本身所提出的案，並非二戰後占領方所強加。例如第1條「天皇為日本及日本國民全體的象徵」最初是由民間團體「憲法研究會」所提的案。第9條「戰爭放棄」雖是由麥克阿瑟所提出，但隨後「誠實地期望國際間和平」是在國會討論後寫入。另外生活保護與國民保險制度等也不是占領方的提案，但都成為戰後日本社會制度的基礎。古關更進一步指出，1945年10月占領方提出的「5大改革指令」就已經包含修改明治憲法，因此在1946年2月提出新憲法草案時不能算是立即強迫日方接受，因為水面下的活動早已在進行。
另外，京都大學教授中西寬認為，憲法第9條在日本主權恢復、自衛隊創設、加入聯合國時早就應該修改。但目前國民中支持憲改及反對憲改各約3成，顯示並沒有很高的修憲意願。在環境權及遭受大規模災害時的國家緊急權有較高的共識，但第9條的爭議太大，要得到國民過半數投票通過幾乎不可能。
中西更具體指出，改憲派如果要得到國民支持就應該拿出誠意來，而唯一能展現誠意的是政治改革。第一是兩院的權限關係。戰後占領當局提出建立一院的構想，是日本方面要求採用兩院制。但日方對參眾兩院對立時該如何解決紛爭沒有充分檢討，以致於兩院對立發生時政治便停滯不前。修憲時也應將兩院的差異做出定義，並規定當發生對立時的處理辦法。
第二是有關國會議員的規定。憲法中對選舉制度雖無明文規定，但至少像眾議院投票權的平等性，即使沒有得到議員的同意也應該得到制度保障。每當選舉時，違憲與否每每造成爭議，這牽涉到議員本身的利害關係，因此不應由議員自行決定(註)。
第三，中西教授認為政治獻金的基本原則在憲法中也應該加以規範，他認為這是國民對政治不信任的泉源。
從以上兩位教授的分析可以看出，相較於日本政治目前所處的困境，第9條其實比較不具有迫切性。而且安倍政府去年對憲法安全保障條文進行重新解釋後，日本其實已經具備隨同美國一起出戰的法理依據(中西教授稱重新解釋是日本人的「第二天性」)。
修憲的動作是否真會啟動還需要再觀察。目前除了第9條以外，其他事項似乎都沒有真正受到重視。即使是第9條，一般人也沒有真正當一回事。在這個重視感觀性、不重視價值判斷的國家裡，討論憲政的合理性對一般人來說還太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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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這裡指的是近年來選舉每每出現的「一票の格差」問題。簡單說，因鄉下人口往大都市移動，使得在鄉下參選的候選人其當選的得票數門檻比在都市內還低，造成同樣一張票在鄉下比在都市有價值的情況。當兩者的倍率過高時就需由法院宣判是否違憲。如2013年參議院選舉出現4.77倍，法院判違憲。但2007年同樣是參議院選舉出現4.86倍，法院認定合憲。但因為新政黨的票源主要集中在都市，鄉下自民黨的勢力較大，自民黨並不打算改變「選舉即違憲」的現狀。